第672节
人的共同要求。
实际上，理欲之辩渊源于先秦，是儒家内部一个经典辩题，只不过以前吵得没有这么厉害，没有彻底把天理和人欲进行二极体对立。
反方辩手这边，则是汪与立接替刚才趟雷趟了个灰头土脸的杨敬诚出场。
实际上，实力最弱、资历最浅的杨敬诚，刚才也有这个觉悟，毕竟关学传到他这一辈，实际上就只剩下一个门楣了，真到了关键时刻让他上，他肯定掉链子，所以前面不太体面的试探工作，还是主动承担起来比较好，好歹还能留个印象分又不太得罪人，在这种盛会中有点参与感。
“此言谬矣。”
汪与立同样跪坐的很板正，一派老卫道士的风骨，看起来义正严词的反驳，但很快，就让人觉得不对劲儿了。
“《论语·尧曰》有言，欲而不贪，君子谋道不谋食，‘好荣恶辱、好利恶害’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，但君子所寻，又岂能与小人相同？”
高逊志眉毛一挑，不漏声色地看向汪与立。
好你个老小子，我们中出了叛徒！
而杨敬诚也是同样一怔。
看起来汪与立回答的没问题，为何二人会如此？
这就不得不说一说金华学派在学术光谱中的定位了。
汪与立作为掌门人的金华学派作为承担过鹅湖之会举办工作的高门，在如今大明的思想界，属于是那种既有底蕴又有实力的学派，上百年来开枝散叶，积攒了不少家底，但也正因发展时间过长，所以现在的金华学派，跟南宋时期的金华学派，还是有些似是而非的。
在南宋时期，金华学派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一支，与永康、永嘉学派同气连枝，主张“经世致用”的事功之学，但在一切具体的学术观点上，则与理学、心学都有调和折中的地方，在学术光谱上的属于那种实学里偏右的存在。
但随着世事变迁，南宋时期实学、心学、理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被打破，并且呈现出了一去不复返的架势，永康、永嘉学派纷纷树倒猢狲散，主张实学的浙东事功学派只剩下了金华学派这一支，而程朱理学则彻底压倒了心学、实学，成为了官方指定考试学问，也就是官学。
因此，金华学派不得不掉头，开始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，在学术光谱上从实学偏右，变成了理学偏左。
但是学术纷争这种东西在南宋实学、心学、理学三足鼎立的时候，金华学派因为不够激进，所以经常被永康、永嘉学派狂喷软弱；而到了实学彻底失势，金华学派被迫融入理学，却又因为观点靠近心学、实学，被传统的程朱理学卫道士们狂喷偏激，道统不纯。
所以怎么都是被嫌弃呗？
而在“古今王霸义利”三辩后，汪与立也是有所反思，世事易变，金华学派这艘大船，到底要不要调转船头，重新回到过去的航道上，作为当年的实学三大家之一，重回实学旗帜下，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。
正是因为存了这份重新改换门庭的念头，汪与立才用了孔子的论点，而不是孟子的，孔子的观点更加中庸平和，而孟子和荀子才是理欲之辨的对立观点。
而在理学的捍卫者们看来，卫道不纯粹就是纯粹不卫道。
眼看着汪与立软弱的态度要坏事，高逊志马上出手了。
“天理，人欲，相对也。所谓‘正其道不谋其利，修其理不急其功’，道之所在，岂能混淆？”
高逊志虽然被姚广孝和姜星火拿捏了一番，但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，在这种卫道原则上面，高逊志还是要站在对立面的，而且是绝不会动摇的那种。
金华学派家大业大，确实要有所顾虑，而高逊志虽然也开书院，但跟金华学派不是一码事。
高逊志的观点，就是着重阐发孔孟思想，强调大道和天理，轻视功利和物欲，认为只有做到轻视功利和物欲，才能防止人心生乱。
这边解缙继续回怼：“先圣有言，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让生于有余，争生于不足，世上岂有只存天理而无人欲的道理？夫饥寒并至，而能无为非者寡；然则温饱并至，而能不为善者希若无一扇窗户遮风挡雨，王叔明便是心中再笃信天理，恐怕也得被冻死吧？天理终归是不能代替遮风挡雨的，而要我看来，王叔明不仅需要窗户，还需要玻璃窗！整个大明百姓，都需要一扇玻璃窗！”
这就是要充分主张发展经济，鼓励人们合理的物质欲望了。
“不可，既有纸窗可遮风挡雨，何须各个要一扇玻璃窗？”
高逊志开始上强度了：“苟存无欲，则虽赏而不窃；私欲苟行，则巧利愈昏萁子昔年劝谏商纣王之象牙筷，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？”
嗯，高逊志说的就是后世比较有名的“象牙筷定律”。
殷纣王即位不久，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，贤臣萁子说：“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，要配犀角之碗，白玉之杯。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，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。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，住茅草陋屋，而要衣锦绣，乘华车，住高楼。国内满足不了，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，我不禁为大王您担心，这样注定会消耗国力，恐怕天命不在大商了。”
果然，故事的最后，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，益收狗马器物，充仞宫室，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，使男女倮相逐其间，为长夜之饮，因此百姓怨而诸侯叛，亡其国，自身赴火而死。
至于历史的事实是不是如此，现在哪怕有甲骨文的出土，和民间龙骨的收集，也难以考证了，但这个故事确实是很经典的物欲升级的故事。
现代的消费主义也是如此，你说故事没道理肯定是不对的人心就是如此，有了好的就要更好的，世人的贪欲都是这样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得寸进尺”、“得陇而复望蜀”，按理说是没有止境的。
而对于君王的贪欲来说，则更为可怕，因为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他，《诗》云“商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如果顺着这个逻辑辩驳，那么肯定是辩不赢的，因为这都是理欲之辨的老套路了，祭出“象牙筷定律”就意味着不能顺着对方思路来了。
这时候，张宇初忽然开口道：“夫欲与喜怒哀乐，皆性之所有者，喜怒哀乐，又可去乎？”
张宇初的应对之策，同样没有出乎反方的预料。
因为理欲之辨，归根到底还是落在人身上，而只要是人，就有欲望，这就是正方的跟脚所在，你可以指望普罗大众提高思想觉悟，但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像圣人一样舍弃大部分欲望，哪怕是苦修者类型的卫道士，也做不到这一点。
张宇初的观点就是认为人之有欲无可非议，正如喜怒哀乐之情不是恶一样，欲同样不是恶，也不可根除，这就相当于你不能为了“非礼勿视”把自己双目给挖了似的。
眼见正方避战，开始回避话题，反方辩手们顿时气势为之一振。
高逊志乘胜追击道：“存天理，灭人欲，明道先生（程颢）有言：吾学虽有所受，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，父子君臣，天下之定理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”
实际上，自北宋开始，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成为当时思想家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，宋代天理人欲之辨发端于张载，成立于二程，至朱熹而集大成，在这个命题上，二程是高度统一的，他们都把“理”或“天理”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，把它视为宇宙的根本原则。
胡俨亦是振奋出声：“不是天理，便是私欲！无人欲即皆天理，所谓‘欲与喜怒哀乐，皆性之